時評：一個開放的社會需要一個開放的教育

　　教育學者楊東平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得出，中國國家重點大學里的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開始不斷滑落。據統(tǒng)計，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在1978~1998年約占三成，從2000年至今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

　　客觀地說，在高考擴招之后，無論是城里孩子還是農村孩子，考上高校的機會都大大增加了。問題在于，考上高校越來越容易，并不意味著改變命運的機會越來越多。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普遍意義上的大學生投入產出比每況愈下的今天，能夠考上名校和重點高校，往往才是“鯉魚跳龍門”的必要條件。正是在這條向上流動的路徑上，農村孩子處于越來越邊緣化的地位。

　　當然，向上流動的路徑不止于高考一途。對“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種現象的憂慮，在某種程度上凸顯的正是當今社會階層流動的路徑越來越逼仄的現實———他路不通，碩果僅存的此路愈發(fā)重要，可是教育這條底層孩子最重要的向上流動路徑，竟也越來越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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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開放的社會，必然有顯著的社會流動，特別是社會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底層人群可以通過“自致性因素”而改變命運，而不是受困于“先賦性因素”無所作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越來越開放，重要特征就是社會流動的加速。高考政策的重啟，意味著不少寒門學子獲得了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起初盡管農村教育資源和教育水平都低得可憐，但城市教育也乏善可陳，農村學子上名校的比例也就遠遠大過今天。

　　更重要的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催生了社會流動的空間和條件。國家放松了對社會資源的控制和壟斷程度，個人越來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流動性。這樣，原來的一些底層人群可以通過自身努力而實現向上的階層流動。比如，一些先知先覺的農民辦起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城里的個體戶如千樹萬樹、雨后春筍，一些知識分子逃離體制下海經商，民營經濟蓬勃發(fā)展，乃至成長為國民經濟的半壁河山……在這個過程中，有各種社會流動的通道，并且誕生了一些新興的社會階層?？梢哉f，社會流動的加速正是改革以來“中國奇跡”的活力源泉。

　　但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后，經濟體制改革能夠釋放的空間越來越小，社會階層出現定型化趨向。按社會學家孫立平的說法，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這個精英階層壟斷了各種社會資源，底層人群向上流動的路徑越來越少，即使尚存的路徑也越來越狹窄———這就是“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的教育困境。

　　然而，教育不能被“精英壟斷”所綁架，成為封閉的“精英生產線”。在其他向上的社會流動路徑淤塞的情況下，教育作為最主要最重要的社會流動機制，是打破這種“精英壟斷”的關鍵所在。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意大利社會學家帕累托說，只有在具有理想的社會流動和完美的開放社會中，精英的地位才能與卓越的才智匹配。毋庸置疑，這樣一個開放的社會需要一個開放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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